原文如下：
一位精神分裂症患者的幸福生活

40年前，他在失恋后行为失常，被诊断患有精神分裂症。

40年间，他曾对人生悲观失望，几度想过自杀。

40年间，他的病多次复发，抗精神分裂症药物一直伴随着他。

40年间，他努力与疾病抗争，在亲人、朋友的帮助下，终于走出了疾病的阴影。

40年后的今天，他拥有一个幸福的家庭，过着幸福的生活。

    风华正茂，他走进了爱情的死胡同
    1956年，风华正茂、意气风发的李仲鑫跨入了大学校门，前途光明而美好。在农村长大的他，性格内向。从小乡村走进大城市，乡音浓重，加上不善言辞，在热情活跃的同学当中，李仲鑫显得有些沉默，与他交往的同学甚少，女同学更少。
    成敏是班里的团支书，漂亮而又大方。开始成敏并没怎么注意不显眼的李仲鑫，只是由于班级活动，才与李仲鑫有些接触。在逐渐交往的过程中，成敏发现李仲鑫虽然沉默内向，但多才多艺，很聪明，对他也就颇有好感，两人渐渐成了谈得来的好朋友。在李仲鑫眼中，成敏近乎完美。慢慢地，李仲鑫发现他每天都挂念着成敏，她的一颦一笑，一举一动，都让他心动不已。他知道，他爱上她了！
    性格决定命运，这句话用在李仲鑫身上真是合适不过。由于性格内向，尽管对成敏的爱与日俱增，却羞于说出口。有好几次，话都到嘴边了，却被硬生生地咽了回去。
    机会从来不会等待人，李仲鑫还在踯躅不前，另一位颇为优秀的男同学已捷足先登。成敏在那位男同学的热烈追求下，与之确立了恋爱关系。看着心爱的人与他人共沐爱河，李仲鑫心里别提多难受了。这种苦涩的滋味，只好独自品尝。李仲鑫心想，只要成敏一天不结婚，他就还有机会，这么想着，才从失意和颓废中解脱出来。
    大学四年匆匆而过。毕业后李仲鑫留校执教，成敏则分配到距学校很近的一家单位。他俩仍然是好朋友，也不时相约外出游玩。只是，李仲鑫依然是“爱你在心口难开”，那一句“我爱你”始终没有说出口。
    要发生的终究还是会发生。大学毕业近两年后的某日，成敏通过书信告诉李仲鑫一个他一直都不愿意面对的消息：她即将与男友结婚。在信中，成敏写道：“我知道，你对我很好，我亦对你很有好感。但是，我们是不可能的……衷心祝愿你日后能找到一位美丽的姑娘，成为你的另一半。”
    收到来信后，李仲鑫变得茶饭不思，夜不能寐，没过几天就陷入了混乱的思维之中。开始他不能控制地时而哭，时而笑，说话有些颠三倒四。再后来，他感觉周围所有的人都在对他指指点点，总感觉别人在背后议论他。别人稍有动作，也许只是目光扫了他一下，或者说了一句不相干的话，他都觉得是在针对自己。
    有一天，李仲鑫再也不能承受周围人对他的“指点”，决定逃离这令他感到压抑万分的环境。于是，他走出了校门，在街道上漫无目的地行走。思想像脱缰的野马，任意飞奔，杂乱无章——成敏成了女特务，是国民党留在中国大陆的残余势力，她正在想方设法破坏新中国的建设。当李仲鑫走到长江大桥上，听见桥下隆隆驶过的火车声时，他认为是蒋介石从台湾反攻大陆，国民党军队正开着坦克来占领这座城市。
    因找不到回家的路而流落街头、时而喃喃自语、时而大声疾呼的李仲鑫，被热心的群众带到了派出所。民警很费力地从他支离破碎的言语中得知了他的单位，将他送回了学校。同事看他这种情况，极力劝说李仲鑫去医院诊治。糊涂中仍存留着些许清醒意识的李仲鑫，似乎也感觉有点不妥，于是在同事的陪伴下来到了医院。医生给他下的诊断是——精神分裂症，将他收入院治疗。
    从此，他的人生与精神分裂症紧紧地联系在一起。
    专家点评：精神分裂症是一组病因迄今未明、患病率较高的严重的精神疾病。主要表现为思维、情感、行为等多方面的异常及精神活动的不协调。一般情况下，患者没有意识障碍，智能尚可，病程多迁延。精神分裂症见于各种社会阶层的人，在成年人中的患病率约为1%。根据临床特征，精神分裂症可划分为偏执型、紧张型、青春型和单纯型等，其中以偏执型最为常见。
    无论用抗精神病药物还是其他方法治疗，均不能根治精神分裂症。因此，早期发现、早期诊断，早期进行全面、系统的治疗，是让精神病患者获得良好的治疗效果和预防精神残疾的最好方法。精神分裂症患者以25~30岁者居多，这个年龄正处于婚恋阶段，故患者早期出现的种种精神异常，往往被人们误认为是“失恋”或“夫妻关系欠佳”等原因引起，对此丧失应有的警惕。患者往往在发病1~2年甚至多年后，症状逐渐明朗化，才被家人或同事认识而送到精神科或精神病院接受治疗，但为时已晚。
    路在何方：事业、婚姻与孩子
    在医院住院治疗三个半月后，李仲鑫基本恢复如常，继续回单位上班。不过，由于患的是精神分裂症，他感觉抬不起头，见不得人，因此精神依然有些颓废，心情抑郁。
    很快，精神分裂症“纠缠不休”的特点显现出来。还未到一年，李仲鑫的精神分裂症再度复发，病情严重，他又一次被送入医院治疗。两个月后，李仲鑫康复出院了，但情绪的低落比复发前还要强烈。因患病荒废了专业，他感到深深的自卑，对前途丧失了信心，他第一次想到了死。
    出院后，李仲鑫回到老家休养。乡村宁静而简单的生活，并未能缓解李仲鑫一日胜过一日的烦闷心情。当他看到家人、邻居在田间地头，屋前屋后辛勤地忙碌，为生活而奔波，他更是深深地自责：自己大学毕业后不仅不能为社会、为家人而努力工作，有所贡献，反倒成了个累人累己的废物。死的念头也一天天强烈起来。
    由于大学时期曾在上海实习过三个月，对上海这个城市熟悉且颇有好感，李仲鑫决定到那里去终结自己的生命，自杀的方式则是跳黄浦江。考虑好之后，他借口要回单位工作，准备踏上人生的最后一段旅程。
    家里人不放心让李仲鑫一个人回去，就让他的一位堂弟护送他回校。在路上，李仲鑫忍不住将自己的计划告诉了堂弟，堂弟吓了一跳，赶紧终止行程，把李仲鑫带回了家。最终，在亲友苦口婆心的劝说之下，李仲鑫暂时打消了自杀的念头。之后，回到单位继续工作。
    日子平静下来，一位姑娘也渐渐走进了李仲鑫的生活。她叫王玉萍，是李仲鑫高中同学的妹妹。李仲鑫从家乡返回学校之时，她也大学毕业来到这个城市工作。由于哥哥的缘故，王玉萍在李仲鑫未患病前就已认识他。她对文质彬彬、颇有才气的李仲鑫一直都有好感。李仲鑫患有精神病的事情，她也听说过，但并不以为意。因为出现在她面前的李仲鑫，总是那样的温文尔雅，懂得关心人、体贴人，尽管有时他显得有些内向和忧郁。
    对于婚恋，李仲鑫曾有过担忧，想过退却，认为自己配不上王玉萍，也如实向她告知了自己的病情。最终，在王玉萍的真情打动下，经过一段时间的交往，两位年轻人从相识、相知直到相恋。甜蜜的爱情，让李仲鑫从昔日情感的泥淖中走了出来。他的病情日趋稳定，没有复发的迹象。1966年，两个相爱的人走在了一起。
    然而，命运却跟李仲鑫开了个大玩笑。民间向有冲喜之说，认为精神疾病患者结了婚，病就会不治自愈。这种说法在李仲鑫的身上并没有得到印证，反而在他结婚仅仅四个月后，“沉寂”多时的精神分裂症又复发了。
疾病复发时的李仲鑫，只活在他的错位思维编织的世界之中。在这个世界里，新婚的妻子成了监视他的特务，周围的亲友邻居都对他充满了敌意。
    新婚不久，丈夫就变得神情恍惚、六亲不认，这让王玉萍难以理解和忍受，她甚至想到离婚。在李仲鑫好友的极力劝说下，她打消了离婚的念头，决心担负起照料丈夫的职责。她陪他去求医问药，忍受他的无理取闹和无端指责，倾尽心血去照顾他、关心他，极力维系这个才建立的小家庭。
    妻子的心血没有白费，经过治疗，李仲鑫又一次摆脱了精神分裂症的折磨。在病情稳定一年多之后，尽管忐忑不安，夫妻俩还是决定生一个小孩。毕竟，有了孩子，一个家庭才是完整的。
    儿子的降生给这个家庭带来了生机，却不具备驱走病魔的功能。在几次不顺心的事件打击之下，李仲鑫的精神分裂症在几年之中又复发了两三次。疾病反复发作、似乎治愈无望的状况，让李仲鑫再次萌发自杀的念头。那是在1975年，一次复发康复之后。李仲鑫对人生彻底丧失了信心，“我对社会、对家庭没有一点作用”的想法始终盘旋在他的脑海中，挥之不去。他决定一次服用大剂量的抗精神分裂症药物，让治疗他疾病的药物来终结自己“无用”的生命。
    专家点评：精神分裂症的慢性病程，导致患者逐步脱离正常生活的轨道，个人生活陷入痛苦和混乱之中。有50%的患者曾试图自杀，10%的患者最终死于自杀。此外，精神分裂症患者遭受意外伤害的概率也高于常人。因此，患者的亲友平时要注意关心患者，发现有自杀的苗头时应加强防范，防止不幸事件的发生。
    虽然，《婚姻法》并未明确规定处于婚育年龄的精神分裂症患者不能婚嫁，但应在病情控制得较好这一基本条件下，方可考虑结婚问题。婚前应将病史及治疗情况坦诚相告，让对方有充分的思想准备和考虑时间，并作出适当的选择，这才是负责任的、惟一可行的办法。有许多精神分裂症患者接受治疗恢复健康后，在专科医生和家人的密切观察与指导照料下，过着与常人无异的生活，他们与常人一样获得尊重，获得爱情。
    如果决定选择精神分裂症患者作为配偶，应对该病有个基本认识，婚后应能理解患者可能出现的不可理喻的行为或思维，并承担起照料患者的义务，如督促患者定期到医院复查，督促患者服药等。
    遗传因素是精神分裂症的主要病因之一。有资料显示，如父母双方均为精神分裂症患者，其子女患精神分裂症的可能性为39.2%；父母一方为患者，其子女患精神分裂症的可能性为16.2%。而在普通人群中，精神分裂症的患病率不到1%。
    从遗传学观点来看，精神分裂症患者的生育应小心谨慎。在做出生育决定之前，应反复咨询妇产科医师和专科医师的意见，切不可抱侥幸心理。从优生优育的角度考虑，精神分裂症患者在其精神症状未完全控制或缓解前，是不宜生儿育女的。
    相濡以沫，冲出黯淡的人生低谷
    李仲鑫最终没有选择自杀，妻子与知心朋友的关怀起了关键性的作用。在生命最为黯淡的日子里，妻子始终对他不离不弃，而朋友一直在他身边开导他，关心他。针对他的“生命无用论”，有一位朋友曾对李仲鑫说：“对你来说，能够保持不发病、少发病，就是对社会、家庭的贡献了。”
    在他们的悉心关怀下，李仲鑫的心理压力大大减轻，开始能正视精神分裂症，并积极地预防复发。
    时光飞逝，日历翻过了一页又一页。到了上世纪80年代，李仲鑫的病情开始逐渐稳定，尽管还会复发，但每次复发的时间间隔却越来越长，这也增强了他对抗精神分裂症的信心。
    1980年4月的一天，李仲鑫在广播里听到坚持慢跑的好处，决心通过跑步来锻炼身体，增强体质。第二天一早，他来到学校操场跑步。尽管由于身体虚弱，使他在跑了400米后就再也坚持不下去了，但从此之后，每天清晨都可以看到他瘦弱的身影出现在操场上，风雨无阻。到了1980年底，他每次已经能跑3000米；到了1981年底，李仲鑫每天晨运都要跑上10000米之多。时至今日，李仲鑫已经跑了24个春秋，即便现在已年近七十，他每周还会跑3~5次，每次跑5公里。
    无心插柳柳成阴，跑步不仅健身效果明显，也让他的精神状况明显好转。长年坚持跑步，使李仲鑫由心情抑郁变得精神愉快，睡得好也吃得香。
    在与疾病作斗争的岁月里，李仲鑫积累了不少成功的经验。像1983年他曾复发过一次，后来他分析，主要原因之一是由于担心长期服药会损害智力，因而一度停药。有了这一次的教训，他以后都遵照医嘱，坚持服用抗精神病药物。事实也证明，抗精神病药物并未让他的智力减退。
    1986年，儿子考上了大学，对李仲鑫来说，这是与精神分裂症对抗的一大转折。儿子是他们夫妻俩欢乐的源泉，也是他们的忧心所在。所幸，儿子很争气，以优异的成绩考上了一所知名学府。儿子考上大学，让他从心情抑郁的痛苦桎梏中解脱出来，也更坚定了他战胜疾病的信心。李仲鑫开始以更积极乐观的心态面对现实。在生活中遇到不顺心的事，造成心理不平衡时，会主动找知心朋友谈心，得到及时的疏导而化解可能的危机。他学会积极地适应社会环境，同周围的邻居、同事、亲戚、朋友正常往来。周围的人也从来不戴有色眼镜看他，而是以宽容关爱之心对待他。李仲鑫记得很牢的一件事是，在疾病发作之时，他有两次动手打了他的邻居，但邻居并没有抱怨。而他也在康复后专程上门道歉，大家一笑了之。
    妻子则一如既往地给予李仲鑫无微不至的关爱和照料。她时刻细心地关注着他的病情，从他的眼神，即可准确判断他的病情变化。必要时，她提醒李仲鑫适量加药，或护送他到医院就诊。
    在社会大家庭和自己小家庭的温暖关怀之下，李仲鑫开始一步步走向康复，走向他的幸福生活。
    专家点评：有许多本已恢复健康的精神分裂症患者，由于种种原因突然停药或不遵医嘱服药，以致病情波动或复发。所以，抗精神病药物的维持治疗是必不可少的，在任何情况下的停药或减药，均须征求专科医师的意见，切不可单从良好的愿望出发，随便增减药物的剂量。
    除药物治疗外，还须注意患者社会功能的康复治疗。当通过药物治疗基本控制了患者的症状后，患者就可以进入康复期或维持治疗。康复期的第一阶段继续使用抗精神病药物。康复期的药物治疗一般采用维持治疗剂量，大约是治疗剂量的二分之一或三分之一，需要长期服用。第二阶段是非药物性康复，包括家庭康复和社会康复。家庭康复是监护和保证患者按时、按剂量服药。没有家庭监护，药物治疗往往得不到保证，因此，家庭康复极为重要。家庭康复可为社会康复打下牢固的基础。社会康复指的是让患者重新融入社会，参加社会活动，发挥正常的社会功能。
    家庭是一个最小的社会单元，家庭是生活的避风港。对精神障碍患者的家庭成员而言，精神上或心理上的压力或负担有时超过患者自己，并且难以表达，无处诉说。家人不要采取歧视或放任自流的态度去对待患者，因为患者已承受了来自社会的歧视，家庭的疏远无疑会雪上加霜。家人对患者应给予必要的生活照顾，注意观察患者的精神活动，及时向医务人员反映。患者的配偶须注意双方的感情、家庭生活的维持、子女教育及性生活等方面的妥善处理。
    六十而立，中国“纳什”安享幸福晚年
    奥斯卡获奖影片《美丽心灵》，根据获1994年诺贝尔经济学奖的数学家纳什的真实故事改编而成。纳什年轻时就显示出数学天赋，但由于患有精神分裂症，使他在学术上向高层次进军的道路遭受巨大的阻碍。面对这个曾经击毁了许多人的精神分裂症的挑战，纳什在爱妻的帮助及医生的治疗下，最终战胜了这个不幸，并于1994年获得诺贝尔奖。
    李仲鑫与纳什有许多相似之处，同样都是数学专业的研究人员；同样是在风华正茂时发病，人生几乎毁于一旦；同样在医生的治疗和家人、亲友的帮助下，战胜了精神分裂症。尽管李仲鑫在学术上不能与纳什取得的成就相提并论，但他认为他比纳什还要幸福——他拥有一个完整而完美的家庭。儿子1996年结婚，孙子如今已经6岁，长得聪明活泼，非常可爱。一家三代和和美美生活在一起。现在的他，享尽天伦之乐。每当他同孙儿相处时，看见孙儿的一举一动，听到孙儿的欢声笑语，总是心花怒放。
    近二十年来，李仲鑫像正常人一样学习、工作和生活。1995年退休时，他树立起“六十而立”的新人生观，以弥补“三十未立”的缺憾。以60岁为新起点，步入充满阳光的平坦大道。他以良好的健康状态，被学校返聘，继续在工作岗位上奉献余热，并取得了优异的成就。2000年获国家知识产权局授予实用新型专利两项，其中一项还荣获日内瓦国际专利技术成果博览会金奖。2003年7月，他申请了第三项专利。此外，他还在各种报刊杂志发表文章27篇。
    工作上取得各种成绩，他的生活也多姿多彩。他仍然继续坚持长跑，还多次参加各类长跑比赛，虽然没有取得名次，但他乐在其中；他爱好摄影，经常拿着他的相机奔波在城市各处，用相机留下永久的记忆；去年他还参加老年电脑学习班，现在已经学会编辑文档，制作表格，制贺卡，下一步他还要学习上网，争取早点学会网上冲浪……他还准备在明年，他70岁的时候，写一篇名为《老年十乐》的文章，将他的种种兴趣爱好记录其中，以作纪念。
    专家点评：如何对待回归社会的精神分裂症患者，是患者家属和每一个社会人都必须上的一课。是的，精神分裂症患者确实与众不同，但他们经过系统正规的治疗后，很大一部分患者可以过上和正常人一样的生活，他们同样可以发光发热，可以拥有一个美丽的心灵，就像本文的主人公。
    有一些精神分裂症患者，经医务人员辛苦地治愈出院后，由于忍受不了旁人的白眼相待而悬梁、坠楼自杀。其实，精神分裂症患者和其他躯体疾病患者一样，都是因为患病，有这样或那样的不适，或多或少对日常生活造成影响。但患者并没有错，他们甚至比其他疾病的患者遭受更多痛苦，因此更应获得人们的关心、同情和理解。
    所以，对于临床痊愈的精神病患者，应当鼓励其参加社会活动，从事力所能及的工作。精神分裂症并不可怕，可怕的是人们对它的偏见、误解与无知。希望全社会所有的精神病患者都可得到早期的诊断和全面系统的治疗，并祝愿他们都拥有幸福的生活。（本文所有人名均为化名）

以上为原文，以下为我的思考：

1、单从以上描述看，这位患者不是很符合精神分裂症的诊断标准，他的分裂症症状主要就是一些妄想，他的行为异常多继发于妄想和抑郁情绪。
2、我更倾向诊断“有精神病性症状的抑郁症”，是一种较严重的抑郁症，很可能是一种双相抑郁。
3、该患者病情最后得以稳定，一个重要因素就是每天跑步，运动对精神分裂症的康复是有益的，但其治疗作用有多大？目前还无明确的循证医学的支持。但运动对抑郁症是有治疗作用的，想想崔永元的抑郁症是怎么好的？重走长征路。
4、对“有精神病性症状的抑郁症”的治疗，通常是以抗抑郁药物治疗为主，以抗精神病药物治疗为辅，心理行为治疗很重要。虽然奋乃静、舒必利、氯氮平等抗精神病药物对部分抑郁症也有一些效果，但疗效毕竟不如抗抑郁药物，有的抗精神病药还可能会诱发或加重抑郁症状。

5、如果是双相抑郁，则应以情感稳定剂治疗为主。

6、我国的精神医学起步较晚，40年前的水平就可想而知了，当时几乎是只要有被害妄想，就诊断分裂症。

7、内向患者出现躁狂或抑郁发作时，症状常不典型。如出现轻躁狂时，患者的言语和活动比他自己平时增多，但相对于周围人，他的言语和活动增多可能就不明显，导致轻躁狂症状不易识别。

8、事实上，患者目前的状态比他病前还要好，要提防是轻躁狂状态，“轻躁狂状态”看似“很好”，但有时轻躁狂之后会突然出现一个重性抑郁发作。为什么有些恢复得“很好”的抑郁症患者突然就自杀了，原因就在这里。

9、这位患者是幸运的，遇上了一个好女人，还有一些好朋友。他也很聪明，自己摸索到了适用于治疗自己疾病的好方法（每天跑步）。但不是每一位患者都有他那么幸运，对于大多数患者来说，接受正确的诊治才是治疗成功的基础。